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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国的行政机构运转，带来了很大的弊端，有些地方的行政体系因此瘫痪。比如说，你是某县的县长，本来权力应该是你行使的，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另外一个人来了，拿着上级领导的旨意，说是要代替你行使权力，但是，你的县长职务，却也没有撤销，你和他相互扯皮，这样自然会出问题。
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最致命的是，有时候甚至来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数个甚至是十几个。例如有些比较富裕的县，往往有多个权力相同的人。比如说，省长派个人来，省委书记随后也派个人来，最后副书记什么的也插上一脚，市委书记、市长什么的，也派人来凑热闹，于是一个县，往往有好几个权力相当的人，大家互相斗法，争权夺利。神仙斗法，小鬼遭殃，治内的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。
现代人觉得很荒唐，但是在唐末，却非常普遍，结果导致原来的县长，根本无法行使权利。这种制度，给了高官收了贿赂的最好途径。只要有钱，随手给你一张纸条，你就是一个县的高官了。至于这个县有多少高官，那就难说了。穷的县，可能只有几个，富的县，可能有几十个。
在宦官当道的时期，宦官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绕过正常的行政体系，给地方安插多余的官员。因为他们的行为，往往会受到正直文官的制止，他们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安插官员，是非常困难的，于是，“使职差遣”就成了最好的借口，尤其是涉及到有油水的地方，更是泛滥成灾。
这些官员不学无术，YY好色，只知道拼命的为宦官搜刮钱财，鱼肉百姓，真的是一点正经事都不做。伟人曾经说，人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。这句话在唐末要倒过来说：“做一件坏事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坏事。”但是，不少的冗余官员，的的确确就是一辈子都做坏事的，所以黄巢起义才会入井喷一般，席卷全国。
因此，新帝国首先要规定的，就是严禁这种现象的发生。
凡是没有列入正规编制的官员，一律清退，绝不留情。
事实上，在鹰扬军的辖区内，这种现象已经没有。
那些只知道搜刮钱财的官员，在鹰扬军到来的时候，早就被愤怒的群众活生生的拉出来打死了。
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几个系统，核心是三省六部。
唐沿隋制，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，分别负责决策、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，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六部。六部下有司，部的首长称尚书，副首长称侍郎，各司正、副负责人称郎中、员外郎。
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，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。其组织较完备，分工较明确，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。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，基本上没有改变。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，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，名为“都省”，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、员外郎分管吏、户、礼左三部，兵、刑、工右三部。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，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。
新帝国依然采用类似的设置，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。
事实上，这套制度的运作方式，是成熟而有效的，是集中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。
唐代中书省（隋因避讳作“内书省”）、门下省、尚书省中，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，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（尚书省称为南省），长官为中书令、侍中，开元时皆为正三品（代宗时升为正二品）。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，中书省掌制令决策，门下省掌封驳审议，都是帝国最有权力的中央机构。
凡军国要政，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，并草为诏敕，交门下省审议复奏，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。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，可以封还重拟。凡中央各部、寺、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，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，认可以后，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，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，也可驳回修改。
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、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，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“机要之司”。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：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，则门下当然驳正。人心所见，至有不同，苟论难往来，务求至当，舍己从人，亦复何伤！比来或护己之短，遂成怨隙，或苟避私怨，知非不正，顺一人之颜情，为兆民之深患，此乃亡国之政也。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，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“兆民之深患”。中书、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，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。
中书省，置中书令二人，正二品（代宗以前正三品），高宗龙朔元年（公元661年）改中书省为西台，中书令称右相。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，改中书省为凤阁，中书令称内史。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，中书令称紫微令。后复旧称。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，权力非常大，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相关典籍记载：“中书令……掌佐天子执大政，而总判省事”。
新帝国恢复旧称，称中书令。
毫无疑问，艾飞雨被中书令的最热门人选。
只是他本人因为身体上的原因，准备功成身退，带着萧致婉去过安静的两人世界。
刘鼎暂时还没有考虑好备用人选。
若是艾飞雨真的不能议政，这个职位极有可能悬空，又或者是艾飞雨遥领，实际工作交给朱有泪和李怡禾两人负责。